这样做至少有四大好处：

第一、集中使用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和科学研究资源。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国从19世纪，或者更早，就紧跟世界医学科学发展步伐，集中我国有限的资源来发展科学医学，我国可能就不存在“中医”和“西医”之争，更不会出现“中医遭遇西医”的尴尬，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状况，也必然要比现在好得多。可惜，正如我们没有跟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步伐一样，我们也丧失了发展我国自己的科学医学事业的极好机会。

不但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科学医学转向传统的土著医学，创办了中医学院、中医医院、中药厂、中医研究院（所）。这样一些建制，大量挤占了我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政策资源甚至法律资源。为了中医“基础概念”（如“经络”、“脏腑”、“营卫气血”、“穴位”）砸资金，为“祖传秘方”砸资金，为“针刺麻醉”砸资金，如此等等。可是，收效甚微，有的甚至完全没有效果。

“医院”、“护士”、“检验”，都是西医概念，中医本不需要医院，办什么中医院？中医本来就是土著医术，以“师傅带徒弟模式”延续这种医术已经足够，要办什么中医药大学？最近，笔者从《科技日报》公布的用于征求意见的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了解到一个“中药鉴定学”立项。这个项目的确立，站在资源节约的角度看，完全不可思议。

首先，什么是“中药”，至今不清楚。在我国中药体系中，“药品”、“食品”、“毒品”概念模糊，有的甚至就是穿肠而过的“异物”，既没有营养价值，也没有药用价值，居然也被列入了“中药”。在没有弄清这些基本概念之前，建立所谓的“中药鉴定学”，第一个术语（中药）就不能成立。

其次，我国传统中药的入药方式非常混乱，有的过于精细，不可能进行鉴别。比如说，我敢断言，这个项目的主持人绝对区分不了“立春时的雨水”和“冬至时的雨水”。在《本草纲目》中，这两种雨水据说有不同的药用价值。周作人曾经指出过，用牛角冒充犀牛角，疗效相同。估计这个项目主持人也很难区分这两种经切碎后的角质。

再其次，中药包含动物、植物、矿物，等等，这些已经有相应的学科在做，动物有动物分类学，植物有植物分类学，矿物有矿物学和岩石学，昆虫有昆虫分类学，这些都有人在做，估计一个中医学院毕业的博士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而且，至今没有人可以说清楚，齐州的半夏与郴州的半夏有什么不同。这样的立项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最后，中医还有秽物入药，也是需要这位项目主持人去完成的一个鉴别科目。《本草纲目》区别了公老鼠屎和母老鼠屎，但估计这位项目主持人没有理由否认，老鼠的饮食不同，老鼠屎的成分也会不同。类似的还有人中黄（人粪便）、夜明沙（蝙蝠屎）、猪零（猪屎）、狗屎，在中医中都是入药的，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没有人会相信，所有的人中黄成分都是相同的，都能治相同的病。

因此，站在严格科学的立场看问题，我国科技管理部门为“中药鉴别学”立项，纯粹是浪费国家资源。如果中医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这样的资源浪费就可以避免或减少。

    第二、有利于国家对中医药的有效管理。

   中医中药的理论和方法缺乏起码的确定性。疾病名称、疾病的诊断标准、疾病的施治方法、疾病受治疗之后的评价，都没有最起码的确定性。一个文明大国，至今还把这种没有确定性的“医学”放在国家医疗体制之内，实属不智。撇开文化层面的耻辱不谈，就管理层面而言，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国家不可能按照一个统一的科学规范来对中医生提出要求并进行有效的管理。不能对国家体制内的人命关天的医学进行有效的管理，出了问题就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责任。这一点，与西医是截然不同。西医的科学规范非常明确。政府可以根据这些医学科学规范定期考核医生，并对医生的行为提供管理保证。这就是说，西医有明确的管理依据，中医药则没有明确的管理依据。如果我们把中医中药放在国家医疗体制之外，国家对中医药的管理职责就要明确得多，也会有效得多。

   概括起来，国家对体制外的中医药管理包括三个方面：

   1、根据“无伤害”原则管理中医生的行医后果。国家对于中医药可以不管它“有效”还是“无效”，只管它“有害”还是“无害”。履行这一管理的负责部门，一是卫生部、二是公安部，三是工商行政管理局。

   2、根据“保护生物多样性”原则管理中药市场，不允许销售珍稀动植物直接产品及其制成品。主要管理部门是环境保护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

  3、根据“照章纳税”原则管理中医生的经营。主要管理部门是国家税务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医药的业务管理，可以采取行业自律方式进行。比如，可以成立全国中医药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的形式管理中医生的“入行资格”。

   第三、有利于促使中医药走向自我完善。

  中医药放在国家医疗体制内，实际上约束了中医药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由于中医药一鼓脑地全部进入了国家医疗体制，究竟那些是糟粕，那些是精华，全部在国家的名义下存在并运行着。这样，既不利于中医药自身的进步，也给我国普通公民识别医学欺骗，增加了难度。如果我们对中医药采取“体制外生存”模式，那些江湖郎中就不可能长期欺骗下去，那些无效的和有害的治疗方法就会在国家体制外自行消亡。这就可以迫使中医生，明确自身走向更安全、更有效、更真诚的那种追求。经过多年的优胜劣汰，真正中医药的精华才会浮现出来。这些精华的东西，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进一步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的。

   第四、为中医学院毕业生的学生提供转向世界主流医学的机会。

   笔者已经看到过不少中医学院毕业生的苦诉。现在，西医的专科毕业生可以进入临床，中医博士毕业连就业都有问题。于是，中医学院毕业生的走向也五花八门。有的走仕途，有的做生意，有的转为西医。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中医学院毕业生绝大部分没有进入中医行业，那就是，建国初全国中医生大约是30万人，现在全国中医生却只有大约48万人（另一说降到了27万人）。我国中医学院每年毕业的学生大概就有10万。可见，我国的中医学院对于中医人才的培养来说，差不多是“白办了”。这种“白办”明显浪费了我国的教育资源。与其“白办”中医学院，还不如一开始就让那些中医学院学生学习西医、学习工商管理或其它别的什么。显然，如果全国所有的中医学院都转换成十足的西医，这种“白办”的局面就可以改观。由于中医退出了国家体制，经过体制外的优胜劣汰之后，中医“医术高明”的依然会有传人，中医骗子则会断子绝孙。此外，由于国家采取了促进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措施，主动为原来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从业人员提供进修和专业上脱胎换骨的机会，中医从业人员就可以抓住这个机遇，重新跟上世界主流医学的步伐。这对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来说，绝对是福音。

   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进行“体制外生存”，不但没有消灭中医，民族的还是民族的，而且，经过优胜劣汰以后，剩下的浓缩成了民族的精华。这对我们整个国家和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是非常有利的。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些，这个体制转变是能够实现的。我国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尚且可以搞“稳住一头，放开一片”，我国实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行中医的“体制外生存”，又有什么不可呢？我国那“放开一片”的科技人员，不也在那里进行“体制外生存”吗？

中医是中国的国粹，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能生存到至今有它的优点。看看日本韩国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都越来越重视中医药的研究。在它的发源地却要取消，难道以后要我们的后代到国外去看原本属于我们的国粹中医吗？可笑可笑。单靠民间的发展可以说对中医药的伤害很大。我认为中医还减轻了国家的医学资源和科学研究资源，中医药看病成本低，毒负作用小，加工制成过程中对环境不会造成污染，前前后后都可以很好的循环。